2026年4月10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(二)》(法释〔2026〕6号)，明确自2026年5月1日起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、职务侵占罪的量刑标准参照国家工作人员相关罪名执行，彻底取消旧标准中“二倍、五倍”的倍数折算规则，实现公私同罪同罚。此次调整不仅大幅优化了两罪的量刑数额标准，更填补了旧标准中量刑档位缺失的空白，而随之而来的溯及力问题，直接关系到新旧法律衔接期间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，成为司法实践及相关主体关注的核心焦点。本文结合刑法“从旧兼从轻”基本原则，详细拆解两罪新旧量刑标准的数额异同，剖析旧标准量刑档位的缺失及新标准的补足路径，明确溯及力的具体适用规则，为司法实践、企业合规及相关涉案人员权利保障提供专业参考。
一、核心原则：溯及力认定的根本遵循——从旧兼从轻原则
刑法的溯及力，即刑法生效后，对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十二条规定，我国刑法溯及力统一适用“从旧兼从轻”原则，这一原则是处理本次量刑标准调整后相关案件的根本依据，核心内涵可拆解为“以从旧为原则，以从轻为例外”，具体适用规则如下：
其一，“从旧”为基本原则：对于2026年5月1日新规施行以前实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、职务侵占行为，若行为发生时的旧法律（即2016年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）认为是犯罪，且新规也认为是犯罪，在没有从轻例外的情况下，优先适用行为发生时的旧标准定罪量刑。这一原则源于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延伸，行为人对自身行为的判断和取舍，只能依据行为时的法律规定，无法预见未来法律的修改，因此以旧标准为基础，才能保障法律的可预测性和公正性。
其二，“从轻”为例外情形：若新规对同一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，比旧标准更轻（包括入罪门槛更高、量刑档位更缓、最高刑期更低等情形），则对2026年5月1日前实施、尚未审结的案件，适用新规量刑；若旧标准比新规更轻，则仍适用旧标准。需要明确的是，“从轻”的判断核心是“对被告人有利”，需结合具体犯罪数额、量刑档位，综合对比新旧标准对应的刑期，而非单纯看某一数值的高低——本次两罪量刑标准调整中，入罪门槛看似降低（从6万元降至3万元），但部分档位的量刑幅度有所优化，需结合具体情形判断“从轻”适用。
其三，例外的例外：对于2026年5月1日前已经终审的案件，无论新规与旧标准存在何种差异，均不再适用新规进行再审改判。这是因为法院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，一旦生效即产生稳定的法律后果，若因法律修改推翻已生效判决，会破坏法律制度的稳定性，也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稳定保障。
简言之，本次量刑标准调整的溯及力适用，核心是“看案件状态、比量刑轻重”：已终审案件不溯及，未审结案件需对比新旧标准，选择对被告人更有利的标准适用，这也是“从旧兼从轻”原则在本次法律调整中的核心体现。
二、新旧对比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职务侵占罪数额标准异同
本次2026年5月1日施行的新规，核心变革是取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、职务侵占罪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、受贿罪的量刑数额折算规则，实现两罪与公职人员同类犯罪量刑标准的统一，新旧标准的数额差异的核心是“取消倍数、拉齐标准”，具体异同点结合两罪分别拆解如下，同时明确数额对应的量刑档位，为溯及力判断提供基础。
（一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：新旧数额标准对比
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是指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数额较大的行为。新旧标准的数额及对应量刑档位对比如下：
量刑档位
旧标准（2016年-2026年4月30日）
新标准（2026年5月1日起）
核心异同
数额较大（基础档位）
数额≥6万元；对应刑期：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
数额≥3万元；对应刑期：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（补充：数额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+较重情节，亦按此档位量刑）
异：入罪门槛从6万元降至3万元，新增“数额+情节”的入罪情形；同：刑期幅度一致，均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，且均需并处罚金
数额巨大（加重档位）
数额≥100万元；对应刑期：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
数额≥20万元；对应刑期：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（补充：数额10万元以上+严重情节，亦按此档位量刑）
异：数额标准从100万元降至20万元，新增“数额+情节”的加重情形；同：刑期幅度一致，均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且均需并处罚金
数额特别巨大（特别加重档位）
无全国统一标准，各地执行标准不一（多为1000万元-1500万元）；对应刑期：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
数额≥300万元；对应刑期：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（补充：数额150万元以上+特别严重情节，亦按此档位量刑）
异：从无全国统一标准变为300万元的统一标准，新增“数额+情节”的特别加重情形；同：刑期幅度一致，均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，且均需并处罚金
核心总结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新旧标准的“同”，在于量刑刑期幅度和附加刑（并处罚金）的要求一致；“异”在于数额标准大幅降低（取消旧标准“参照公职人员标准2倍执行”的规则），且新增“数额+情节”的量刑情形，同时统一了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全国标准，解决了旧标准各地执行不一的问题。
（二）职务侵占罪：新旧数额标准对比
职务侵占罪，是指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，数额较大的行为。其新旧标准的数额及量刑档位对比，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逻辑一致，核心也是“取消倍数、拉齐标准”，具体如下：
量刑档位
旧标准（2016年-2026年4月30日）
新标准（2026年5月1日起）
核心异同
数额较大（基础档位）
数额≥6万元；对应刑期：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
数额≥3万元；对应刑期：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
异：入罪门槛从6万元降至3万元；同：刑期幅度、附加刑要求完全一致
数额巨大（加重档位）
数额≥100万元；对应刑期：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
数额≥20万元；对应刑期：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
异：数额标准从100万元降至20万元；同：刑期幅度、附加刑要求完全一致
数额特别巨大（特别加重档位）
无全国统一标准，各地执行混乱（部分地区未明确该档位，仅以“数额巨大”顶格量刑）；对应刑期：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
数额≥300万元；对应刑期：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
异：从无统一标准变为300万元的全国统一标准，彻底解决各地执行不一的问题；同：刑期幅度、附加刑要求完全一致
核心总结：职务侵占罪新旧标准的“同”，同样体现在量刑刑期和附加刑的一致性；“异”集中在数额标准的降低（取消旧标准“参照贪污罪标准5倍执行”的规则）和“数额特别巨大”档位的统一，相较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其未新增“数额+情节”的量刑情形，调整重点更偏向于数额标准的统一和优化。
（三）两罪新旧标准的共性与核心差异
共性：1. 均取消了旧标准中“参照国家工作人员同类犯罪数额标准2倍、5倍执行”的规则，实现与公职人员贪腐犯罪量刑标准的统一，体现“公私同罪同罚”的立法精神；2. 量刑刑期幅度和附加刑（并处罚金）的要求未发生变化，仅调整了各档位对应的数额标准；3. 均解决了旧标准中“数额特别巨大”无全国统一标准的问题，实现全国司法适用的统一。
核心差异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新标准新增了“数额+情节”的量刑情形（如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+较重情节可入罪），而职务侵占罪未新增该类情形，仅单纯优化数额标准；此外，旧标准中职务侵占罪“数额特别巨大”档位的缺失问题更为突出，部分地区甚至未实际适用该档位，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旧标准虽无统一数额，但各地均有明确执行标准，缺失问题相对较轻。
三、关键补足：旧标准量刑档位缺失及新标准的完善路径
本次2026年5月1日新规的重要价值，不仅在于调整量刑数额标准，更在于精准填补了旧标准中量刑档位的缺失的空白，解决了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两罪量刑不均衡、各地执行不一的难题。结合两罪的旧标准现状，具体缺失情形及新标准的补足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旧标准量刑档位的核心缺失
1.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：旧标准虽明确了“数额较大”“数额巨大”“数额特别巨大”三个档位，但“数额特别巨大”无全国统一数额标准，导致各地法院执行不一——部分地区将“数额特别巨大”标准定为1000万元，部分地区定为1500万元，甚至有部分地区参照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自行调整，造成同数额犯罪在不同地区量刑差异巨大，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。同时，旧标准未规定“数额+情节”的量刑情形，对于数额未达入罪或加重标准，但情节恶劣、社会危害性大的行为，难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。
2. 职务侵占罪：旧标准的档位缺失问题更为突出，一方面“数额特别巨大”无全国统一标准，且部分地区未实际适用该档位，对于侵占公司财物数额特别巨大（如超过1000万元）的行为，只能按“数额巨大”顶格量刑（10年有期徒刑），无法体现“罪刑相适应”原则，难以实现惩戒效果；另一方面，旧标准未区分“数额+情节”的情形，对于侵占数额接近入罪标准，但具有多次侵占、侵占用于救灾、扶贫等特定款物、拒不退赃等恶劣情节的行为，缺乏明确的量刑依据，导致部分此类行为未被依法追责，或量刑过轻。
此外，旧标准中两罪与国家工作人员同类犯罪的量刑标准差异过大（倍数折算规则），导致“公严民宽”的司法现状，不利于打击私营领域的腐败行为，也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，这也是旧标准的重要缺陷之一。
（二）新标准对旧标准档位缺失的补足
1. 统一“数额特别巨大”档位标准，解决各地执行不一问题。新规明确规定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、职务侵占罪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数额标准均为300万元以上，彻底取代了旧标准无统一标准的现状，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司法适用统一，确保同数额、同情节的犯罪行为，在不同地区获得一致的量刑，彰显司法公正。同时，新规明确该档位对应的刑期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，与旧标准刑期保持一致，确保法律适用的连贯性。
2. 新增“数额+情节”量刑情形，完善量刑梯度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）。新规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新增了“数额+情节”的量刑补充规则：数额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，若具有较重情节，可认定为“数额较大”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数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，若具有严重情节，可认定为“数额巨大”；数额15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，若具有特别严重情节，可认定为“数额特别巨大”。这一补充填补了旧标准仅以数额作为唯一量刑依据的空白，实现了“数额+情节”的综合量刑，确保罪责刑相适应——对于情节恶劣、社会危害性大的行为，即便数额未达标准，也能依法追责；对于情节较轻的行为，可在量刑时予以考量，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。
3. 取消倍数折算规则，实现公私同罪同罚，填补量刑公平性缺失。新规明确两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、贪污罪执行，彻底取消了旧标准中“二倍、五倍”的倍数折算规则，将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同类犯罪的量刑标准拉齐，终结了“公严民宽”的司法差异。这一调整不仅填补了旧标准在量刑公平性上的缺失，更强化了对私营领域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，彰显了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立法原则，有利于规范企业治理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。
4. 明确量刑考量因素，完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适用。新规强调，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时，应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，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，确保罪责刑相适应。这一规定填补了旧标准中量刑考量因素不明确的空白，引导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，不仅关注犯罪数额，更关注犯罪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、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、退赃退赔情况等，实现精准量刑，避免“唯数额论”带来的量刑失衡问题。
四、实务适用：溯及力在具体案件中的应用场景
结合“从旧兼从轻”原则及新旧标准的差异，针对2026年5月1日前后实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、职务侵占行为，结合具体场景，明确溯及力的适用规则，帮助厘清实务中的常见困惑：
场景1：行为发生在2026年5月1日前，且在5月1日前已终审结案。无论新旧标准量刑轻重，均不再适用新规，维持原生效判决，不进行再审改判。例如，某企业高管2026年3月实施职务侵占行为，数额80万元，2026年4月法院按旧标准（数额较大，6-100万元）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2026年5月新规施行后，该判决已生效，不再改判。
场景2：行为发生在2026年5月1日前，截至5月1日案件尚未审结（包括侦查、起诉、一审、二审阶段），需对比新旧标准，选择对被告人更有利的标准适用。例如，某员工2026年4月实施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为，数额15万元：按旧标准，15万元未达“数额巨大”（100万元），属于“数额较大”，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按新标准，15万元未达“数额巨大”（20万元），仍属于“数额较大”，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新旧标准量刑一致，适用旧标准。再如，某高管2026年4月实施职务侵占行为，数额150万元：按旧标准，150万元属于“数额巨大”，判处3-10年有期徒刑；按新标准，150万元未达“数额特别巨大”（300万元），仍属于“数额巨大”，判处3-10年有期徒刑，新旧标准量刑一致，适用旧标准。
场景3：行为发生在2026年5月1日前，未审结案件中，旧标准量刑比新规更轻，适用旧标准。例如，某员工2026年4月实施职务侵占行为，数额5万元：按旧标准，5万元未达入罪门槛（6万元），不构成犯罪；按新标准，5万元已达入罪门槛（3万元），构成犯罪，此时旧标准更有利于被告人，适用旧标准，不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场景4：行为发生在2026年5月1日后，一律适用新规量刑。例如，某企业采购人员2026年5月实施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为，数额3万元，按新规构成“数额较大”，依法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；若数额20万元，按新规构成“数额巨大”，判处3-10年有期徒刑。
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“数额+情节”的情形，若行为发生在2026年5月1日前，即便情节恶劣，也不能适用新规的“数额+情节”规则，只能按旧标准的数额要求判断是否入罪及量刑；若行为发生在5月1日后，可适用“数额+情节”规则，综合考量定罪量刑。
五、结语
2026年5月1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、职务侵占罪量刑标准的调整，是我国刑事立法完善私营领域腐败治理的重要举措，不仅实现了与国家工作人员同类犯罪的量刑统一，更填补了旧标准量刑档位缺失的空白，彰显了司法公正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。而溯及力问题的妥善处理，是确保新旧法律平稳衔接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、维护司法公信力的关键。
从司法实践来看，“从旧兼从轻”原则的适用，核心是兼顾法律的稳定性与公正性，既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，也能最大限度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；从企业合规来看，新规的实施意味着私营领域腐败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加大，企业及相关工作人员需明确新旧标准的差异，规范自身行为，防范刑事风险；从法律完善来看，新规对旧标准档位的补足，解决了长期以来司法执行不一的难题，推动我国刑事立法向更科学、更公正、更完善的方向发展。
未来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需严格遵循“从旧兼从轻”原则，精准把握新旧标准的数额差异和档位变化，确保每一起案件的审理都符合法律规定、体现司法公正；同时，企业应加强合规管理，开展相关法律培训，让员工明确新规要求，避免因不懂法律而陷入刑事风险，共同营造公平、诚信、合规的市场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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